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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部门: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提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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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宏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年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强调发展一般性育儿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到一年,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再次强调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相结合,促进生育、养育、养育

2017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39岁生一个孩子的女性不愿生两个孩子的排名靠前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和“没有人带孩子”。 根据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0~3岁孩子的母亲“最想得到的育儿支援或福利”前2位分别是“有便利的托儿所/保育服务”和“支付保育津贴”。 在生育成本持续上升、家庭经济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降低生育教育成本已成为优化生育政策、营造友好生育环境的重要内容。

一、家庭生育的高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提高生育率。 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生率的变化多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 这些外生因素是多重的,既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也包括经济因素,其关系也很复杂,只有针对生育和经济关系,才有生育率变动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的关系; 也有出生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分析,主要从家庭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开展出生率研究。 例如儿童生产的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儿童理性选择理论、儿童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等。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从微观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这里讨论的成本往往是直接成本。

目前,生孩子的直接成本在几千元到数万元之间。 如果是高危育龄期的人,生育成本会大幅上升。 特别是对于“辅助生殖力不足”的人,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往往更为昂贵。 以试管婴儿为例,医疗费涵盖夫妻双方的身体检查费、促排卵药费、采蛋手术费、实验室胚胎培养费、孕检费及剩余胚胎冷冻费等。 我国常规试管婴儿一个周期约需3-4万元,如果需要反复多次治疗,费用更高。

在养育成本方面,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公共普惠性教育服务,但市场化保育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教育成本,约是学前教育的两倍,是小学和中学的1.5倍。 人们对保育设施敬而远之。 2016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项关于城市家庭保育服务需求的调查显示,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儿所接受正式护理的托儿所入住率仅为4.1%,远远低于欧盟一些发达国家25-50%的入住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支出成为家庭的一大负担。 家庭教育成本中的校外费用体现在父母为孩子申请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等,校内费用包括学区房购买、择校费支付等。 根据中国教育跟踪调查(CEPS )的数据,2014年全国课外辅导班家庭支出平均达到2268元/年。

对育龄人群来说,尤其是流动的育龄人口,房价高也是他们少产甚至不生育的重要因素。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有较大挤出效应,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个孩子的概率下降1.8-2.9%,生育两个孩子的概率下降2.4-8.8% 在首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首次生育年龄就会上涨0.14-0.26年。

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基本路径

(一)减轻生育能力不足群体负担,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如上所述,对一般正常育龄夫妇,采用辅助技术生育的夫妇经济负担较大。 政府应当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相关费用按比例纳入医疗保险范畴,解决他们部分家庭的生育负担。 也可以加快建立生育保险制度,将低收入不孕不育患者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有效保障个体生育权。

(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减轻流动人口住房负担。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家庭分离人口近5亿,市区家庭分离人口1.17亿,流动人口3.76亿。 这些人口往往处于育龄期,但房价的高压力会影响他们家庭的生育意愿。 在坚持不买房原则的基础上,政府要流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规范租赁市场发展,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切实帮助流动人口缓解住房压力。

(三)推动保育体系和幼儿园发展,规范校外辅导培训机构。

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民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定时监护、临时照护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满足不同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将保育和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通过税收补贴、育儿补贴、假期补贴等多种福利措施增加婴幼儿保育服务供给。 同时,政府对校外各类指导培训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监督收费、教育质量。

(四)实现税收制度和生育政策相结合,落实鼓励生育的税收政策。

国家可以通过税收这一“有形之手”承担部分养育成本。 建立以个人或家庭为纳税单位的选择性模式,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定额计算方式转化为实际费用扣除方式,根据子女数量构建差别化的个人所得税扣除额。 可以根据孩子的数量构建“阶梯式”的房产税免税面积计算方式。 进一步降低家庭生活用品增值税税率,将育儿用品纳入增值税免税范围等。

(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心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期资深编辑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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